历史文章
发布时间: 2014-10-27 浏览次数: 142

阎步克:关于学历史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历史这门学问渺茫而遥远。在上个世纪初,曾有人对北京大学的洪业教授说:历史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立死,是一种要死的学问。这看法在今天也算普遍吧,比如在大学生选择专业时就看得出来。进了历史专业的同学,大多没把历史当做第一志愿。

  史学家总想为自己的职业辩护的,申说它如何有用。这方面说法很多了,不劳我来重复。我个人也以为史学无用论不怎么全面,不过却乐于承认,由于社会变迁,历史经验不再像古代那样,能长久地保持实用性了。所谓往往意味着实用。在这一角度论证史学对现实有用,确实不太容易。在求职 时你夸耀自己的史学素养,对方信不信服可是没准儿的事情。我想还是持诚实态度,承认史学跟实用技术不同,比如说,它不能够当下就创造出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假如着眼于求职就业,那真的不妨选择或辅修其他学科。

  若不是从实用,而是从史学对人类生活是否有意义这一角度提问,那么还有另一些回答。实用理性是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对一门知识非 得要问它是否实用有用没用,中国人是很容易提出这类问题的。不过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讲授几何学,有学生问他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氏叫仆人给他一块钱,还讽刺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思考,随后告诉人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作家王小波 在他的《我的精神家园》里面提到,他的大学数学老师对他们说,我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是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王小波为此而深深感动了,我也为此而感动。我也想说,历史知识是好的。史学是许许多多学问中的一种,它也跟各种学问一样,使我们聪明,给我们快乐。

   靠历史知识能不能挣来钱,或者能不能赢得什么领导的惠顾垂青,都不是史学自身的价值所在。就算有人能用历史弄到很多别的东西,依然如此。史学仅仅是一门学术。它既有科学的精深严谨,又像艺术一样美妙动人。古希腊神话的九位缪斯(文艺女神,Muse)中,居首的是克莱奥(Clio),她是一位司历 史的女神。史学的艺术魅力,在人类社会中确实是永恒的。这魅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本上说,了解历史,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固有方面。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说过,人是有历史的动物;英国史学家卡来尔也曾谈到,有些原始部族在算术上甚至数不到五,但是也有其历史。即使是很 原始的部族中,也往往有专门讲述历史的人,尽管讲述的内容充满了神话传奇。史学的起源,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传说中国在黄帝时就有了史官,包括发明文字的苍颉。比较能确定的早期史官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背诵史实和系谱的瞽矇,他们大概更古老一些;另一种是用文书记事的史官。

在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看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动物就没必要知道自己的历史,这对它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但人类有精神生活、有自我认识的需要,而人性是由历史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诉诸历史。科林伍德有言: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雅斯贝斯的一段话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 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了,它显示了人类最广阔的境界,提供着生活所依据的传统,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现世,解除当代所施加的无意识的束 缚,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出发来看待人

  割断了数千年的深厚文明,只有当代而无历史,我们的世界就只是个单薄贫乏的平面。但人类不是这样的,人类的生活有一个千万年的纵深。人 们要了解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了解各时代、各民族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不同理解。人类一代一代地积累着这些知识和看法,正是它们的总和塑造了人的特质、人类的形象,使我们得以突破当代的束缚,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尤其是中国人,他们拥有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有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沟通了过去和未来。个体生命汇入这条长河才能获得永恒,名垂青史几 乎是人生的最大成功,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贤人们宁肯舍生取义。人们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君主效法尧舜,大臣自比诸葛,武将则追踪岳飞。浩如烟海的 史籍之中,潜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凝聚着他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特有看法。

  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术,人类生活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会有一些人投身其中而以之为事业,也会有人关注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事学术不比其他行当更高贵,但也并不更低微;史学不比其它的学科更高明,但也并不更低微。当然,学历史多少需要一点儿傻气,因为得付出机会成本、牺牲另一些诱惑,所以优秀的历史学者,较多出自淡泊执着的人。然而他们为什么执着于此?追寻悠久漫长的文明历程,洞察人群进化的内在奥秘,感受千百年的苦难和欢歌,审视千百年的 坎坷和辉煌,以至从一片甲骨发现了一个古国的存在,由一块碑文澄清了一场战争的过程……是这些吸引了他们,足以使他们执着于此吗?

  而我们该由怎样的态度,开始学历史呢?我建议,别把历史学习看成就业求职的培训,在北大历史系学习不该如此。史学提供一种特有的训练,我们从一些看似枯燥艰涩的东西开始,逐渐去领会一种学术的境界,去掌握一种求真的技能,去积累一种贯通今古的智慧、去培养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那理性和良知的训 练,才是使人终身受益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校园为什么会成为精神家园的东西。

一生中有若干年在大学渡过,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会。让我们开始学习吧,历史系的四年时光,你不会毫无所得。

 

 

信力建:中国人能相信谁口中的历史

近年来,关于古代、近代历史剧不断充斥整个娱乐市场,历史剧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被历史界、文化界等频频质疑。比如肖复兴曾针对《生死线》这部电视剧指出,我们中国的大众似乎天生就愿意和历史亲近,有着浓重的历史情结。历史上,戏曲和话本小说就是一般大众的历史课本。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是通过电 视剧来了解和认知历史的,并通过这样热播的电视剧,借助历史浇铸胸中块垒而指点江山的内心诉求,甚至无形中传播给下一代,误以为历史就是那样子,战争中他们的先辈就是那样子。

  把历史当成戏说般代代相传,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有越趋严重的态势。比如很多人相信陈世美是个花心无情汉,但据历史考究,陈世美却是清官一名,是被污蔑的,《铡美案》确实是戏剧舞台上的历史冤案

  又如很多人相信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但事实上是宋高宗赵构挑起秦桧与岳飞的矛盾,让秦桧替自己担当了陷害忠良的千古骂名。秦桧的这个历史污点,让我们忽视了他的政绩和书法成就。

  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碎片,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而历史的书写与教学也必将建立在历史就是宣传,就是关于当下的宣传这一信条之上。

  由于史学、史家和时代的不同,许多历史就如小姑娘般被随意打扮。朝代的更替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让这个小姑娘不得不经常变换造型,博得当权者的欢心,可一经细看,小姑娘却早已金玉其外、遍体鳞伤。对当权者编撰历史的不信任感,让当下许多对历史存在狐疑却无法确定真相的人们,转为对一些解读历史另 一面的缺乏理性的膜拜。譬如,袁腾飞现象。

  袁腾飞之所以能够迅速热起来,就是由于他让当下人们发泄了对历史史实的迷失和对篡改历史的不满,并且手法极其简单——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就 有这么一个心理论断: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人群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这并不是全盘否定袁腾飞的历史观。而是提醒我们,袁腾飞现象不是要让我们一味引申到政治问题上,我们要思考的重点在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让历史沦为某些人的垄断工具。

  但往往面对什么才是正确的历史观这个问题总让我们失语,因为史实遭到肆意修改后,已经很难得知真正的历史面貌。所谓正史,却难免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理作怪,反而让野史冒头并受到追捧,这不仅是史学家的耻辱,更是历史见证人的耻辱。

  因此,必须坚持的是,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都只能充当确切历史的播放器,而不是历史的化妆师,法国的Voltaire就曾警告历史学家不要拿死人 开玩笑,历史是不容伪造的。也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相反,一个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的民族,必然会扼杀文明的生命力。

  想起袁伟时教授在《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说:文艺是想象的特区,小百姓冀求饭后一笑,舒压解乏。市场催生戏说历史,人们毋庸苛求。但是,学术是没有国王的王国。一再有人挟权势书写历史,宣布这是惟一真实,留下的却是一堆垃圾和炮制者令人发噱乃至憎恨的丑态。又想起charles beard所说的:历史是个高贵的梦。我们应该捍卫历史的清澈如水,而不是人为地玷污和践踏这个梦。

 

胡赛萌:寻找历史深处的那只蝴蝶

过完清明节假期,一早上班,前台MM就在公司内部通讯系统上Q我,原来是杜君立先生的新作《历史的细节》到了。尽管以前在网上看过《历史的细节》,但此次把纸质书拿在手上,感觉竟是如此厚重。

  用杜君立自己的话来说,《历史的细节》是一本极具个人化的作品,没有名人作序,也没有名人推荐,甚至连封面都是他一个广告界朋友友情设计。在书中,杜君立以其庄重典雅的文字和深邃睿智的洞见,揭示出宏大历史背后蕴含的物质动因。书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点,就是保持了其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在解构历史 的同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推崇。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犬儒盛行的年代,《历史的细节》无疑是一本极佳的历史语境下的公民思想读本。可喜的是,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如此厚重严肃的纯思想读物上市仅一周,京东商城就打出售罄;在当当和亚马逊历史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历史的细节》连续数周位列前茅。

  在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当中,我们最常见的往往是鸿篇巨制,是荣耀骄傲的帝国崛起,是令人叹息的王朝兴衰,是离奇诡异的宫廷黑幕,是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在这些宏大叙事之中,各种结论和定论充斥其间,历史宛如被设定好程式的计算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最后到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在呈进阶的方式跃进。然而,这些历史背后的细节,要么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要么就成为宏大叙事可有可无的点缀,连里面的人物都是符号化、脸谱化。

  基于上述现状,《历史的细节》横空出世,在让人惊艳之余,也带给了我们些许思考。从未上过大学的杜君立宛如一个赤子,顽固地拼接着散落一地的历史碎片,在纷繁复杂的细节之中梳理出一条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主线,并尝试着抛开已有的窠臼,别开生面地讲述历史背后的历史。

  从三四年前开始,活跃于网络写作的杜君立始终都自称是一个草根信息整合者,而不以知识分子自居,这既是一份谦卑,更是一种情怀。在 《历史的细节》之中,这种谦卑与情怀随处可见。杜君立说,所谓历史的细节,就是打破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模式,别具只眼、洞隐烛微、见微知著,以不经意的细节别开生面来梳理历史的脉络。在这条脉络里,我们看不到帝王将相,也看不到才子佳人,当然也看不到机谋权变,自然也没有那些宏大的沉重话题。如果说那些血 写的历史,昭示着我们孜孜以求的道义,那么本书所写的历史,证明了人类创新与自由的弥足珍贵。这,便是《历史的细节》在宏达叙事之外给读者打开的另一扇历史之窗。

  在朴远空静的《历史的细节》封面上,有一只以地球图案为翅膀的彩蝶,隐喻了蝴蝶效应”——蝴蝶作为细节,对应着大历史的飓风。杜君立以典雅节 制的语言,描述了一只只蝴蝶”——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引发改写人类文明史的飓风。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最终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让 人类从野蛮走向了理性,从蒙昧走向了文明。

  指南针是中国发明,中国人却并没有发现新大陆;纸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人却没有出版自由;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却在西方人的枪炮之下一败涂地……如果说物质是那只蝴蝶,它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没能在中国引发那场风暴,反而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常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并非所有的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这需要一定的环境和背景。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之所以形成,绝不仅仅是因为蝴蝶煽动了翅膀,这需要诸多复杂的因素。简言之,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的细节》过分强调物质动因,却并没有深入剖析这物质背 后因素,乃是一大憾事。不过,瑕不掩瑜,《历史的细节》毕竟是一部充满诚意的作品,作为一本通俗历史文本,而非专业性的历史学术专著,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同样也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其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精确详细。历史被列为四种基本学科经、 史、子、集之一。堪称欧洲的孔夫子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曾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

  中国之所以重视历史,并非真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重视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需要历史为现实服务。换言之,中国的历史是为了愚弄民众,而非警醒统治者。中国的历史历来都为胜利者所书写,这样的历史即使没有沦为欺骗与谎言的秽史,也仅限于宫廷史和阴谋史。在传统的政治语 境下,历史是威严的长官,也是听话的孩子;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也是任人蹂躏的妓女;历史是裁剪后的长袍,也是皇帝的新衣;历史是奔流的长河,也是发臭的死水;历史还是前进不止的车轮,也是不容置喙的禁脔,更是永远都揭不开的黑幕……什么是历史?恐怕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答案。

  随着国家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情感分外复杂,充满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议。抛开这些分歧和争议,有些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中国,既然人人生而自由,为什么奴役却自人类诞生起就如影随形;百余年来,中国艰苦卓绝地寻求民主和自由,为何始终徘徊在权力和暴力的幽灵之下……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历史,只不过这历史或许值得后辈敬仰,亦或令子孙感到耻辱。在经历过百余年的坎坷之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应该对历史充满敬畏,不能让将来的后代子孙戳我们的脊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藏在历史深处的那只蝴蝶,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薄弱,但所有的薄弱汇聚在一起,必将无坚不摧,开创出崭新的历史。为了这个崭新的历史,一百余年,无数先烈先知和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在此起彼伏地历史大潮之中,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只是潮涨潮落, 更应该看到那前赴后继永远拍打着海岸的浪花。正如水的存在昭示着岸的不合理,历史的存在同样警醒着世人勿重蹈覆辙。

  从杜君立刚强悲悯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独立写作者。相比于官方浩如烟海的历史,《历史的细节》如同一只微不足道的蝴蝶,但它 却如此清丽坚强、傲然不群。不要小看一只蝴蝶,或许在它轻曼的翅膀下,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至少,这场来自思想的风暴,必将涤荡那些盘存在人们脑海中的 阴谋史学和宫廷权术。

  对中国图书市场来说,《历史的细节》横空出世,不仅标志着权谋旧历史的终结,也象征着启蒙新历史的开始。

李零:我读《史记》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 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 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 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 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 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 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 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 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 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 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事件。它的十二本 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即族谱的主干世家是讲,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 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 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 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 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 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 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 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韩毓海:庸人政治的起源——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去五代之乱不远,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他刺激尤深,所以《资治通鉴》从春秋尊王抑诸侯的议论开篇,这当然是很不错的。遭逢天下大乱之后,对于稳定比动乱好、统一比分裂好这番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却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与其用强人,不如用弱人。 也就是说,与其用能办事的刚健有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个好处,就是他虽不能办事,但也不会生事,他虽不为人民服务,但也不至于扰民,如此政 权才会稳定,天下才会永远太平。

他在通鉴开篇就这样议论说:

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 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比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沛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在司马光看来,秦的制度就是尽用强人和功利小人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扰民、病民,与民争利但是,我们 一定要记住,司马光这里所说的,绝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实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过,司马光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 绅。司马光站在乡绅的立场上,他是希望国家与乡绅分权,即地方由乡绅按照乡规民约来治理,而国家官员们只要用诗词歌赋养养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转而追求一个立足于地方分权的弱政治弱制度

  司马光所追求的分权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权的前提就是承认特权,所谓分权,也就是说必须给特权阶层留下特权之余地。用司马光的理论来说,庸人和笨蛋当官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即使不与特权阶层沆瀣一气,但也绝不至于去动他们的奶酪,即使他想动,也如乳狗搏人,最终必为特权阶层所制。

  在司马光的政治对立面王安石看来,宋代积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问题,宋的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秦以来的先王之制。在《上 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因为它的选拔标准是把选拔庸人作为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把说假话、废话和 空话以及写大块文章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而把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能力视为危险的歪门邪道,而如此选出来的一定是一大批废物。这种以选拔庸人为标准 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坏人。

  南宋的叶适则在《外稾》中感叹说:秦所选之官,皆为强人,而宋所选之官,则皆为废人。宋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秦,因为秦之失在于强,而今之失,则在于弱矣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说,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战略和低端战略。所谓高端战略,就是依靠国家税收,雇佣职业官员治国理政;所谓低端战略,就是不依靠统一的国家税收养职业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贵族(主要是统治者的亲戚)自治,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只要他们能够召 之即来,那么国家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并用税收来维持一个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来,从公元前1000年起,东西方都逐步发生了从低端战略向着高端战略的制度演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从封建向着郡县的制度演进,在东方,这一制度的飞跃是以秦的统一为标志,而在西方,则是以罗马帝国的形成为标志。

  莫里斯说,中华文明第一次开始领先世界,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比罗马更早完成了从低端战略向高端战略的制度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最终在隋唐时代超越了西方。但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与小人、事功与义理争辩乃至新旧党争,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回响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必须带有清醒的批判眼光。

杨念群: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倾慕的时代

  起《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个书名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我当时写这个随笔的感觉是,因为我自己是历史学出身,往往想从历史中读到一些东西。当然有些历史里面反映的一些现象和内容,不是通过学术著作就能完全反映出来,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它里面有一些人情世故,细微的末节,包括日常生活,有很多感 受性的东西是很难用学术的形式加以表现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稍微平易近人或者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最好能跟我们规范性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别,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我还是从这本书的内容、书名讲起。最早的书名我起的是《说破》,也就是把什么东西说破,怎么来说,从读者的角度很难把握。后来我跟静武他们一些编辑朋友商量,其中有一个名字大家意见比较集中,叫《盛世的郁闷》,但是我想如果起这个名字,这个书可能要冒出不来的风险。后来选了我其中的一篇文章做标题,这篇文 章就叫《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主要的考虑是我们谈的是古代的事情,讨论的是哪个朝代最郁闷,至少这个书名看起来是讨论清以前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看书的内容可以知道它不仅是谈古代,也延续到了现代、当代。但是用这个书名可能更安全更保险一点,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大家可能看过其中那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段子,就是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轮流评价哪个朝代是最好的。有人说唐代最好,唐代出大诗人,也是一个皇皇盛世。有人说先秦最好,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从先秦时候发源的,出了伟大的思想家。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因为从士 子来说,那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非常自由。轮到我选择时,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末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末商业非常发达,而同时又是非常糜烂的一个时代,皇帝又都不问政事,经常不是变成木匠就是只知吃喝玩乐,到了崇祯皇 帝想挽回这个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候,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自由结社、自由讲会,当时王阳明讲学的时候贩夫走卒都能放下担子来听讲,说明他精神的能量可以传递给普通老百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可以 随意地自由联络、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那是相当自由、非常让人兴奋的时代。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为之倾慕的时代,每个时代各有它的弱点,也各有它的长处,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标准。

  清朝对人的控制和算计远比明朝严酷

  现在网上有所谓的明遗和清粉,大家互相争吵到底清代好还是明代好。我不加入这个战团,但是我这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到了,相对于明末,清代在文字狱方面,在人的思想控制方面,对人的舆论自由的限制方面,要远远的高于明代。

  这里面有几篇文章特别谈到清代是怎么来糟蹋人、折磨人的,这些技术以后被延续下来被反复地使用。我这里随便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思想改造,最有名的就是曾静案,曾静这个人本来是个造反分子,给封疆大吏岳钟琪上逆书,煽动他造反,说你是岳飞的后代,怎么不反清复明。后来岳钟琪把曾静抓起来,押送到雍正皇帝那 儿,很多人说这个人如此大逆不道,真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但是雍正皇帝说杀死他很容易,但是让他真心归顺我朝太难了,所以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他交流。怎么交流呢?雍正写了很多的谕旨,当做学习材料,让曾静在狱里阅读这些材料,然后让他写学习体会,曾静就天天在里边写。一开始他觉得不服,因为他认定雍正是篡 位的,而且干了很多坏事。雍正也不反驳他,就一条一条的把自己当年怎么样来实施政治治理的谕旨都发给他看,意思是说我当一个皇帝多么不容易。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最后曾静彻底服了,最后他写了一篇悔过书叫《归仁说》,里面说到雍正皇帝多么伟大,我还造他的反,实在是大逆不道,我自己觉得深深悔恨,所以写了 一篇思想汇报,这些交流材料最后被做成一本学习材料《大义觉迷录》,里面有雍正的御旨,有曾静的悔过书,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广泛发行,每个书院或者地方学校都必须要收藏,要求全国有文化的精英都要阅读。最后雍正皇帝派了两支宣传队,一支奔湖南,一支奔西北。湖南是曾静的老家,他是普通乡绅,由他作为这个队 的成员之一,跑到湖南亲自宣传雍正怎么样来感化他,据说效果非常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在书里也大致做了介绍。有一篇文章叫《糟蹋人的艺术》,雍正有一个大臣叫钱名世,钱名世这个人是非常会阿谀奉承的一个人。但是他奉承错了对象,他把年羹尧大将军奉承的太狠了,甚至奉承到他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跟康熙皇帝并列,因为雍正皇帝曾经有一段对年羹尧非常好,但到最后的时候年羹尧因为功 高震主自杀,钱世名的噩梦也开始了。雍正发动了全朝的官员去写一些诗歌批判他,还写了一个大匾挂在他家里讽刺他,说这个人等于是一个败类,让他天天看着这个匾。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清朝对士人的控制和使用的手段远远比明代要严密,明朝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刑罚叫廷杖,就是扒下你的裤子揍你的屁股,把屁股打烂了。原来早期的廷杖是穿着裤子的,但是后来的廷杖是扒下裤子打,那就不得了,血肉横飞。清朝已经不是直接揍你的身体,而是从心灵的角度去摧残你,训练人自 己完成精神自宫,心甘情愿地去效忠,这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也觉得很郁闷的一个朝代。

  人活着时,如何维护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是最重要的

  清粉可能认为清朝也有很多功绩,比如它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它的疆域控制技术可以说超越以往,也为现代中华民族疆域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是按照清朝的疆域来设定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写这些文章或者谈到郁闷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尊严,它是怎么样被一个思想控制的朝 代、通过严密的技术所扼杀牵制,人的尊严如何由此一点点丧失,这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的一些经验。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文字狱处理的事情,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叫四库全书,对《四库全书》的作用大家评价不一,一方面觉得它荟萃了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历代文献,但是《四库全书》同时也摧毁篡改了很多文献,包括对清朝不利的很多言论都在《四库全书》里面被删除,被改造,或者被改写。这些删 除改篡文件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当时收集这些文献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清楚哪些文件应该上交到朝廷。乾隆那时候下了很多命令,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只收集了十几种书籍,乾隆着急了,说江浙地区是人文渊薮,你怎么就收集到这几种书。于是大家慢慢再找,最后凑到了几十万卷。看看搜集的差不多了,乾隆马上下了另外一 道谕旨,严查违禁书籍,后人称这种做法叫寓禁于征,就是表面上征书,实际上是要毁书,征书的同时要禁书,要不断地筛选书的内容。但是书的内容,到底什么是应该被筛选的,什么是应该被删除的,大家不知道,于是乾隆就亲自一一指导,有的官员根本不太清楚,说这些东西看不出什么错来,乾隆就大怒,痛骂说你一 个巡抚,一个边疆大吏,你看不出这里面包含的微言大义,我来教你怎么看。经过培训,官员不但要按照乾隆的谕旨去搜,而且他会主动地去找一些方法来找书,有的办法实在是下三赖手段。比如有一个官员叫海成,他跟乾隆出主意,说咱们可以找一些退休的人,这些退休的人没什么事干,让他挨家挨户去搜,这些书搜出来之 后统一销毁,统一篡改。乾隆说这个主意好,领会领导意图准确,所以让他去搜。海成到最后上瘾了,他说以后所有出书的人,不管出什么书,一律交到乾隆那,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发行。乾隆说这可太过分了,然后他把海成又骂了一通。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地方官员的嗅觉,在某些文献的处理上是被培养出来的。清朝就是在 发动文字狱的过程中培养出一些官员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和他敏锐的嗅觉,因为他往往会自设底线,你不用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

  以上举出的三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衡量一个朝代郁闷不郁闷,并不仅仅关注它拥有多少功高盖世的军事武功,或者疆域有多么广大。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人活着时具备多少自由和的尊严也应该是我们判断朝代优劣的一个指标。这是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

  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

  第二方面,我自己在做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以前对历史的一些判断似乎过度单一了,比如我们老是注重皇帝的一些言行,或者注重上层的宫廷斗争,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注重宫廷的内斗,我们特别爱看《甄嬛传》,看里面的宫女打来打去勾心斗角。我们知道历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次,我们在讨论研究的过程 中,这些层次其实非常有意思,它体现历史中人情世故非常细微的表现状态。比如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咱们现在一出门就打车坐地铁,到达目的地非常方便,但是这些官员每天非常辛苦,可能三四点就要起来上朝,因为皇帝上朝的时间也非常早,但是由官员住的地方到他上朝的地点,可能要经 过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坐着马车慢慢走,而且清晨非常寒冷。所以他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在日记里面写,上朝的过程中往往是最佳读书时间,我感兴趣的是在车里两个小时他们都看些什么。咱们有的时候早上工作两个小时不错了,马上就到中午饭了,他们早上可能从三点多起床,四点赶到宫 里,五点上朝,所以很多书都是在车里看的,像类似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还有的官员在上朝的时候,皇帝赐个宴会是无比光荣的,就跟咱们现在赴场国宴似的,我们想象可能是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其实有时候非常简陋,上朝之后自己铺个毯子,然后在前面给你弄个小火锅,比如就是一个白肉火锅,里面有点肉,有点菜,然后发给你两个馒头。还有的食品,叫馓子,满族的食品,用面食做的,有的馓 子都很不新鲜,放了很多天。甚至馒头上还长了虫子。你吃完之后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有一点,赴皇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你吃不了可以打包带走。当然打包带走也不是什么好吃的,剩下的一些羊肉什么的,你可以带回家去。羊肉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吃,做的也非常粗糙。像类似的细节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里面看到,我 们叫日常生活史,或者叫文化史,里面表现出非常有趣的细节,实际上会填补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认识,类似这样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用学术的方式来表现,可能更容易用随笔,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来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过程,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写随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使自己的 思路摆脱学术的限制,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平实、非常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缓缓的展现历史的丰富的画面,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考虑的。

这里面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历史,我们的历史学应该向何处去,我们的历史是做一个非常专门的、非常固定的、非常狭隘的一种研究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反省,通过反省历史、反思历史跟现实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有影射史学,好象史学就是专门为政治服 务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史学恐怕大家也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把历史的丰富度完全狭隘化了,就是为某一种单纯的政治目标而服务,这样的历史我们以前在文革或者在文革后期看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我们把历史放在一个非常专门化的视野里去研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闭门造车,也是我所不喜欢 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历史激活,把历史里面包含的内容和现实进行一些对话,通过反思历史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或者得到一些经验,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历史跟现实的对接或者说对话,在我们的学术文章里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因为学术文章都有规范,前面做了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后面再怎么收尾,列了一大堆参考书,在一个知识的本身脉络里面,做这样的学问当然意义非常大,但是这类学问受众很少,如何把它变成一种面对大众的学问,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公众史学的流派,主张史学在面对公众的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但是其中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写一些通俗的文章,比 如用随笔的形式来展现历史的一些多样内涵。当然现在通俗的东西非常多,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通俗作品是大家最喜欢最欣赏的,同时它也是最具启发性的。写好通俗的文章实际上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展示历史的趣味性,沉迷历史的细节,往往就难以洞察到历史背后较深层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也想做一些探索,大家如果愿意读我的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并不太好读,肯定比当年明月要难读得多,或者比《万历十五年》要难读,《万历十五年》我觉得要表达的意思挺曲折的,尽管它卖了好几百万册,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读懂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黄仁宇的写法和我自己的写法有 什么区别,或者跟当年明月的写法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使历史变成我们观察当下,体验我们自身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讨论,什么是比较好的随笔,可能大家也有争议。当年我开专栏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考虑到写法和内容如何定位的问题。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清新太多,大家愿意读小清新主要是白天受老板欺负,或者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班,晚上想轻松一点,所以基本喜欢那些是放在床头睡前能看的 书,小清新的写法给大家一种放松感,一种小幽默、小资,很温馨,借用现在流行的很不靠谱的说法叫正能量。我对正能量这个提法很不以为然,我这本书里有很多负能量,如果大家看的话肯定感觉不到流行所说的正能量。因为正能量已经成了一个教条的解释,什么叫正能量?一定是励志的,一定是清新的,一定是小资的,一定是放松的,一定是愉悦的,大家看我这本书可能觉得有些难受,是给大家添堵的一本书,但是不是给大家添堵这本书就一定不好?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我并不是给自己开脱,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书写的很好,这需要接受大家的检验,包括市场检验,包括读者检验,也包括知识界、舆论界的检验。但是我们写随笔杂文,一方面要传播一种清新的空气,但是现在的空气并不清新,雾霾重重,你老是搞小清新,这不是有遮盖雾霾的嫌疑吗?如果真是空气清新的话,那咱们都玩小清新,这个世界果真会变好吗?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世界并不清新,这是我做历史感受到的,所以对未来,我基本持悲观的态度。

  前几天有个记者采访我说你这个书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的书的基调就是灰暗,我在小清新的时尚里面给大家添点堵,搞点灰暗,也算是个小小 的恶作剧吧。我要搞小清新太容易了,大家也读的太多了,再玩还有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灰暗的色调,从道理上讲,灰暗的色调没有人喜欢,但是如果通过阅读来提高我们自己反思的能力,我宁可自己灰暗一点,大家如果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还是值得的。我觉得随笔写作传统在中国有不少风格种类,但是 有一个最重要的传统现在慢慢在消失,就是鲁迅当年杂文的批判传统。鲁迅被大家誉为是黑暗的闸门,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黑暗的门,要把青年放到光明之中去。这个传统后来已经断掉了,因为现在小清新太多了,大家都想幽默,想轻松,想放松。但是有一个人继承了鲁迅的这样一种反叛风格,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在某一个意义上非常重大,我觉得王小波所表达的内容,包括他的写作水准,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王小波的那种不屈的批判精神,那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生活趣味的感知能力,那种黑色幽默的表达风格都是逆潮流而动的,是时代的稀缺品,却至今光芒四射。其实王小波骨子里是非常灰暗的。所以这个传统怎么接续下来,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自己并不是做的很好,我只是做一个尝试而已。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在小清新很温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多一些灰暗的冥想和震动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我自己并不灰暗,但是我写的东西可能比较灰暗,可能自己心理也有一种反差吧。搞历史的,一般很容易变得灰暗,搞现实问题的或 者搞文学的人会变得很阳光。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自己写这本书也是想尝试着从历史中得到我自己的一种感悟,然后把这种感悟传达给大家,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共鸣。虽然这种声音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估计我这本书畅销不起来,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大家需要很清新幽默和正能量的东西,我给大家提供负能量的东西恐怕许多人不 喜欢,但是我希望在生活越来越多元化的状态里,这样一种风格的东西,能有一些容身之地,给大家多少带来一点点思考,一点点感悟。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种感悟,愿意大家从历史中获取一些经验。所谓灰暗,并不是说看完这个东西颓废或者使自己变得消沉,其实恰恰相反,感知灰暗有可能使我们眼睛变得更加明 亮,使我们身处这个社会,身处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我有一句话在网上曾经有人引用过,这句话是,人们总是说,读史使人明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好的历史,或者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现在有些历史书,我不客气的说,慢慢会使人变得愚蠢,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未必使你变得聪明,我只是 把我的一点点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抛出来跟大家分享。

郑佳明: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陈利明先生的大作《陈独秀传》出版,我很高兴,既为作者高兴,也为传主高兴。利明先生年逾古稀独自完成如此重大艰难的选题,可敬可佩。中共诞生九十年、执政六十多年,终于出版自己创始人的传记,可贺可叹。

  我记得有人把现代史分为三段,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是孙中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是毛泽东,而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阶段的代表是陈独秀。这种说法有道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党的创始人,中共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前的领导人,时间虽然只有十来年,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伟大的开端,这个转变和开端的代表只能是陈独秀。中国现代史、革命史,陈独秀功不可没。

  大革命以后的岁月里,他备受打击,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是他的高贵人格却在近现代政治家群像中熠熠生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做到 了。陈独秀以布衣之身在贫寒中死去,但是独立、自由和尊严始终伴随着他。从世俗的角度看,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但他的思想却穿透了重重历史迷雾深邃警醒,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几十年前就看清了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并预见到这种体制将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先知先觉的 第一人,永远值得纪念。笃信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中国人,长期忽视和诋毁他,但是在历史的尘埃落下之后,他的价值正在回归,《陈独秀传》正在为他全面正名,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恢复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不容易,扭转一个荒谬的历史观更困难。陈独秀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生前,还在于他去世之后,长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左的指导思想横行的年代里,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问题不仅仅是陈独秀,而是那时候很多历史真相都可以歪曲,都可以根据需要作实用主义的处理,林彪曾经取代朱德在井 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需要是不是可以成为扭曲真相、背离真理的理由。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扭曲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年代,应不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生死存亡的竞争中,造成了特殊情境、特殊的场。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实用主义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嘲笑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变得有道理了。套用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的说法,如今社会上遏制不住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既是是对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惩罚,也是对执政者搞假大空的惩罚。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时候了,革命的历史观应该做一个安顿,放到一定的地方去,转型到新的价值观,否则我们的孩子也会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过度宣扬阶级斗争历史观、暴力革命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宣扬了虚假和荒谬,破坏了中华民族诚信品德。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中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人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还陷于革命是非的判断中。电视剧《走向共和》似乎就是因为阶级观点出了问题而停播。当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大唱红歌,就容易误导年轻人,以为革命是无条件崇高的。革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革命的道理是相对真理并不是绝对真理。革命的精神、斗争的精神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没有普遍的意义。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暴力悲剧,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历史;在中国走向复兴、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应该以更科学、更 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应该放弃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选择的观念。

  我之所以这样强调历史观,因为历史观就是价值观,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左的一套东西,如果只是说说唱唱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都很认真,都是在用那一套来改变世界,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回到那个荒唐的年代。其实他们也并不一定就相信那一套,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敲门砖,敲开权力的大门,谋取自己的利益。

 

范福潮: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性的束缚, 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 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 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分为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两部分,收入1999年以来的文章、访谈、演讲30篇。这些文章,在谈及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民初政局、北洋政府、广州政府、国民党北伐与党国体制的建立及慈禧、孙文、袁世凯、宋教仁、蒋介石等人时,思维依然敏锐,言辞依然犀利,胆略和锐气不减当年,但他毕竟年迈,有些力不从心,对许 多问题,只能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难做细致的考证和推理,也无力就某一专题、某一细节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作为二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和心得,对现在和后世的读者、学者依然有着启示录的作用。

  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灾难深重,战乱频频,后党、帝党、保皇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党、官僚、军阀轮番执政,列强交相干涉,许多人物和事件与国内国外各方势力的介入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难以理清头绪,对于既无亲身经历、又无缘接触原始史料的普通读者来说,只能从教科书、报刊和文艺作品提供 的信息和评论来认识历史,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一些读物的长期影响下,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被脸谱化、妖魔化,许多重大事件被标签化、概念化,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愚弄国民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人民公敌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这些已成为上世纪后五十年国人的集体记忆,无人去深思义和团杀洋人与文革红卫兵火烧英国代 办处的内在联系,无人去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诸多举措与民初宪政体制的关系,无人去探索临时约法对民初乱局的影响,无人去分析孙中山二次革命对民 国政治造成的恶果,更无人去考证清末十年、北京政府十七年、南京政府头十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成就,错综复杂的历史被一句万恶 的旧社会一笔带过。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有责任把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向读者讲清楚。说尽可能,是因为受史料的局限,有些人物和事件无法核 实,难以恢复事实真相,只能根据掌握的史料做出推断。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通过公式计算获得精确的数据和结论,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对动机和起因的推论,对结果和影响的分析,都需要作出主观的评判。有些学者倒果为因,先设论点,再找论据,有些学者,为了推倒他人的成论,也挖掘史料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 就涉及史家的指导思想和治学态度问题。

  对史家来说,不在于你怎么描述、解释人物和事件,不在于你得出了什么结论,重要的是,你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是什么。以清末的改革为例,有些史家喜欢说清政府是假改革,袁先生认为,这个评价不够客观。真假怎么判断?对政治家或者政治组织的真假,从主观上判断很难。唯一的办法是客观上,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根据行动来判断。他举例说,清政府有三个改革影响非常深远:第一个是废除科举,实行新学制;第二个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改革,将原来 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大陆法系,不但法典上这样做,而且司法体系都变了。《新刑律》、《新民律》(草案)、《诉讼法》制定出来了,那是跟国际接轨的。建立新的法院系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和司法不分的体制,这个改革了不起。所以,说它假,说不过去。”“第三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清政府也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宪政教育,民主选举的教育,在1920世纪的近代政府当中,这是空前的。另外,它确确实实有张预备立宪的清单,应该做什么,都是按部就班在做。

  根据行动来判断,也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怎么建立?这是影响到近代史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袁先生只说出了一部分,愚以为,这个标准应该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为坐标来建立,以政体为例:从帝制走向君主立宪制,是一大进步,如英国、日本、晚清政府(虽未成功);从帝制走向共和政 体,是一大进步,如法国、中华民国(初期);而逆潮流而行则是违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如孙中山二次革命破坏民国宪政体制,北伐后国民党师法苏联建立 党国体制等。依理类推,能让公民享有平等、尊严、民主、自由、富裕、安乐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 了标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离开了这个标准,历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是无所适从。p400

即使是这样的标准,若想得到国内史家的共识,也并非易事。总有人固守僵化的观点,而国民潜意识里被标签化的历史记忆,也绝非几篇文章、几本著作可以纠正得了。文革结束后,若没有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便没有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袁先生孜孜以求,大声疾呼,要从世界文明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史家的良知,也是史家的责任,他寄希望于读者,了解昨天,就有可能 看清明天要走的路,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八十老翁,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余世存:家族与国运

我们当代人对个人、家庭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多半处于语焉难详的状态。在谈到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时,我们多半会说,其中有时代的烙印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烙印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我们多半并不深究,我们的观察止于这种时代社会变迁 的感叹。因此,百年来的中国家族命运,其特征是什么,其规律与千年中的中国家族有什么异同,我们是不知道的。但如果深入考察曾国藩家族、陈寅恪家族、袁世凯家族、梁启超家族、蒋介石家族……的命运变迁,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慨叹,而且有着人生社会的教益。

  我在《家世》中说出,名门望族并不像一般人感叹的个人和家族命运受时代左右;相反,这些家族多是时代社会的推手,他们得风气之先,也领先了时代。或者说,大家族是时代变迁中的避风港,尽管时代的风气仍会席卷港湾,但其家族成员较之他人要有定力得多。在神州文化陆沉之际,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多半示范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他们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现代人格象征。在激进主义思潮主宰社会时,蒋介石家族仍把传统的忠孝廉耻放在心里。在文明转型接纳新的元素时,林同济家族的人率先以专业精神要求自己……

  更为准确地说,一个家族要超越地域、阶层的限制,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对创家者有一定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在天下层面、在人生的形而上层面、在生活的日常细节层面提供答卷。这些答卷激励、提示后代人,给他们人生路上提供了行修名立的资粮。如有名的梁济之问,他在自杀前问自己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 吗?”陈寅恪家族中,陈宝箴的父亲临死前训导他说,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林同济家族的家训中引用过《汉书》句子: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曾国藩家族有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就是说,家族的中兴者要有中国传统所说的家国天下情怀。

  人们总结成功家族的一些特征,比如一个兴旺的家族要有一个中兴的关键人物,女性如母亲或祖母的作用极为重要,每一代人都要有类似掌门人主心骨式的人……从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聂云台家族、宋耀如家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不少人对百年中国史的一个感知是,大家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比如有人看到曾国藩家族、蒋介石家族、陈寅恪家族、俞大维家族之间有姻亲关系,感叹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有好事者甚至编织了这些大家族的朋友圈,以表明中国社会就是这些家族在坐庄”……这其实是只看现象没看到其中的道理。那就是,在家国天下体系中,一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国家社会的天下层面,其家族成员的起点也必然是天下性的。跟那 种村落、市井中的家族成员不同,大家的起点必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坐天下,一种是坐井观天。

  对这种个人家族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传统中国人的思考远比今人要细致得多,明确得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此关系有感知的大概是公元前773年的史伯,当 郑桓公看到世道变乱心生恐惧时,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劝他做历史的推手,史伯论及古今形势,对在历史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以很 高评价,史伯说,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几百年后,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们才在《易传》中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以此维度看待近现代百年来的大家族,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等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重,之所以能够坐天下,即在于他们中的家族成员有积善者、有成天地之大功者

  要维系一个家族的荣誉,保持家族的兴旺,一如前述,每一代人都要有主心骨式的人。用曾国藩的说法是,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可见家教、家风的重要。家教跟贤子弟是主心骨的两面,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

  当然,我们的近现代史是革命的历史,是激进思潮占主流的历史。大家族也受其影响,甚至首当其冲,其中命运沉浮的悲剧令人扼腕。如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在后来多从事理工领域,其家族傲世的文史血脉似乎断了;如曾国藩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都极为平凡,再无显赫人物;如蒋介石家族的后人也归于平凡……这其中自有时代的 逻辑,更有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发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后来的中国人则发现家族的命运不用看五代,三代 即可,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为防止家族出现这种天刑地斩的悲剧,中国人都把读书看作跟积德行善一样重要的家教,是谓世上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以至于曾国藩等家族都把读书当作家教的重要内容,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 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时代或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是,家族成员之间、代际之间,在社会上的体验或角色表达上有分工之必要。家的本质之一即是分工,这种分工后的综合则意味着全面、整体。就是说,社会分工落实到家族成员之间,只有一个家族走遍社会的阶层、职业或事业时,这个家族的使命才算告一段落。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浇灌了它的王谢人 物,也成全了寻常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同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仅是悲剧,也是正剧。我们在蒋介石的后代那里看到的就是这种正剧。我们也都看到,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家族,那些富可敌国的家族,其后代必然会有在文化艺术上的胜出,其后代也会在渔樵耕读上下工夫,道理即在于此。当今 社会流行的近亲繁殖现象,如教授的孩子依然是教授,演员的孩子依然是演员,官员的孩子依然是官员,……实在是一种暴发户心理,实在是没有理解家族的使 命,没有理解时代变迁的本质。

  只有在社会分工中体悟到人生的丰富,只有在时代变迁中参透了悲欢离合,一个家族的发展才算完整,才算获得了新的起点。当然,家族在时代沉浮中也获得了真正的考验。那就是,一代人的时势权力并不重要,要在自己是否给了子孙命运展开的空间,要在子孙是否跟自己构成一种精神的谱系。在这方面,不给后代空间的人注 定成为笑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而我们看百年中国家族的命运,可以看到不少动人的现象。如曾国藩家族后代人很平凡,但曾家人自傲,曾家那么多代, 你找不出一个坏人。即使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曾家人身上没有市井味。这正是前述,成天地之大功所发生的功德。

  在史伯发现成天地之大功的现象和观念前后,西周的贵族铸了很多簋鼎,他们在上面刻下很多铭文,其中刻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句话用于家族的教训意味深长。如何在国运世运中保持家族的完整和延续?后来的中国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王也扬: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蒋介石则死死扭住中共的军队和地盘问题不放,非欲除之才能心安。这使得国共和谈反反复复,极为艰难,形成了一个怪圈:和谈的目的是取消武力,但和谈的本身却又是武力的派生物。于是和谈双方便绕这个圈子不休

  作为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怎么也搞不明白:国共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他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 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 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

  那么,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是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枪杆子就可以得天下呢?不尽然;还有一条更深刻的政治古训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此,国共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是知道的。然而,谁能真正得到人心,则要看各自政治能力的高下了。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他在内部会议上解释说,抗战八年,劳者思息,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戡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 了。可是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恰为民国政治的逻辑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 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 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氏自己大肆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 运》一书,批了共产主义,又批民主主义,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的这种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的说辞,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不满和批评。

  与国民党比起来,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要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准确把握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并且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政治上,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设为民主政治 和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进而中共把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语)作为自己的斗争方针,在国内外舆论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中国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但近代以来,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被国人作为一种普世的进步价值观所接受,国民党搞专制独裁 是很不得人心的。而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腐败成风,用不受制约的权力胡作非为,更为百姓大众所不齿。中共高张反专制、争民主的大旗,具有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周恩来说: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的 提问,以用民主新路走出腐败政治周期率的高见,如一股清风扑面,给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看清楚了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谓中间势力,除了资产阶级,实际还包括大多数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 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对社会民意的判断与把握,往往愚蠢错误。1946年二三月间,因对占领东北的苏军逾期未撤、中方接收代表张莘夫不明被害和 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不满,国内一些城市发生学生抗议游行事件,许多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也卷入其中。国民党对此竟判断为是社会民意对它内外政策的支持,加之四平战役一时得手,于是发动内战的决心大增。殊不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满,并不 等于就赞同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武力伐异。事实是,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就席卷各地,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响彻 全国,国民党最终完全失掉了民心。194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内 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不远的事情了。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政治历史中,很值得记述的一节。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又是需要不断温习的课。

马长虹: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

  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谈到细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只有知道了细节,才算是知道了历史。这正是人民出版社推出《党史细节》一书的价值所在。

  原有的党史存在的记忆误差

  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9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也经常不去上课,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由于他总不上课,19162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另一 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中共的卓越领袖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12月至19204月)的时 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11月《国民》 2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持而采取的过激行为

  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舰事件1926320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 李之龙(系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读过《细节》一书后发现,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 午,当蒋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思想压力极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 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19266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 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14月,由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 为首的临时中央。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一是年纪轻,他此时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而 是从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称之为新党员”——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尽管如此,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时任临时中央三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对毛泽东能力也了解不够,他后来回忆说:到了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再次被重视是在19351月遵义会议,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是在1938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9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 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 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 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使中共更加坚不 可摧。

  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中国,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打胜仗除了信心外,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1947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华野以九个纵队加一特种纵队,共计27万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计3.2万余人。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但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射速快,火力强,同时弹药消耗也大。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但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 现象)。而且每至战斗,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因此,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 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要知道是役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难怪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 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呀。

  李维汉建议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呢?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最终放弃联邦制,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共同纲领》修改过程中,确切的时间是19499月初。这是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在毛泽东向他征求意见时建议的。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共计610人,都是经过反复 协商酝酿的,但是百密难免一疏,其中很大的一个疏漏,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虽然在其他单位代表中有满族人)。因此,当代表名单公布后,北平城里的满族群众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有些满族人为此哭泣流泪。毛泽东听到反映后,讲: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

  197610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逮捕了四人帮,在极左路线上疾驰的中国终于被拽住了。《细节》一书中具 体讲到了此后发生的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2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 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 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愿《党史细节》一书,能让你感觉中共九十年的漫长历史,仿佛在眼前。

许纪霖: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 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 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 析,从而以一种 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 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 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 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 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 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来掌控天下。由于 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 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 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谢泳:纸币上的文明

偶然看到这样一本书《世界名片——各国货币上的人物故事》(谷丰、天乐编著,长虹出版公司,20022),这是一本通俗的故事书,读者对象是中 学生一类,书中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世界各国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涉及那些人物所在的国家历史。虽然是一本通俗的书,但图文并茂,很好看。

  卷首语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通篇浏览本书,可以从中了解各国货币设计者和决策者的风格和倾向。比如,法国是一个崇尚哲学与艺术的国家,所 以,在各种面值的法郎上,印有本国作曲家、画家、哲学家的肖像;美国最自豪的是它的制度,而制度的建立者主要靠开明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因此,它就把著名的政治家的肖像印在了纸币上,如华盛顿、林肯、杰佛逊、格兰特等;英国人喜欢他们的女王,所以在各种英镑的正面全都是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俄罗斯人怀念彼得 一世,但又不可能找到他的照片,因为那时还没发明照相技术,就把他的雕塑照片印在了新版的卢布上。我看了编者的这些话,大体觉得不错,但还可以引出更多 的感想。

  书前的目录是以洲来排列的,你只要一看这个目录,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目录分列各个国家的货币,同时也排列纸币上的历史人物。看一个国家的纸币,也就看出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再进一步说,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我要说的纸币上的文明。

  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书中列出的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都是国王。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像日本,1000元纸币上是作家夏目漱石,10000元纸币上是福泽谕吉。以色列纸币上 共有四个历史人物,两个总理,一个总统,一个作家。韩国是一个诗人,前苏联解体以后的哈萨克斯坦现在亚洲,它的纸币上是一个诗人。此外书中列出的亚洲国家纸币上,无一例外都是国王,可以说,亚洲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在纸币的关系是:越民主的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越是学者和作家,越极权的国家,越是国王,非 洲大体上也是这个规律。欧洲除了英国以外,所有国家纸币上没有一个国王。就连阿尔巴尼亚一个是诗人弗拉舍里,一个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罗马尼亚是一个诗人爱明内斯库,也许这是政治转型后的情况,因为俄国纸币上用了彼得一世的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国家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 乐家,只有个别总督和民族英雄。美洲和大洋洲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澳大利亚是两个科学家。

  人类文明的历史,有时候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像也有一些规律。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 有很大关系,反过来说,为什么亚非国家又总是特别喜欢把国王的像印在纸上,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美国纸币上是总统、政治家和科学家,虽然从名词上看也有国王的意味,但美国总统和国王是不一样的,因为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来的,要么就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